那一年，我差点在卧铺大巴上背了黑锅。
1997年的五一，武汉的空气里已经浮动着初夏的燥热。我在大学宿舍里拆开一封来自上海的信，高中时那个总考第一、去了复旦的老同学，用娟秀的字迹邀请我：“来上海玩两天吧，带你看看外滩。”
心血来潮的代价是，火车站窗口后那位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告诉我：“去上海？票三天前就没了。”人潮在身后涌动，汗味和焦虑混在一起。我扭头，看见车站广场边上停着几辆庞然大物——那种车身漆着褪色蓝漆、窗户高而窄的卧铺大巴。售票的男人倚在车门边，扯着嗓子喊：“上海！上海！最后一班，上车就走！”
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，踏进那种车的车厢。
车门打开的瞬间，一股热浪混合着难以名状的气味劈头盖脸砸来。那味道复杂极了：陈年皮革的酸腐、汗液发酵的微馊、还有某种类似公共澡堂拖鞋堆的底蕴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就是长途卧铺大巴的“底色”。车厢像一条幽深的隧道，两侧是三层叠起来的铺位，用褪色的蓝布帘子勉强隔开。空气凝滞不动，初夏的阳光透过脏污的车窗，照亮空气中浮动的微尘。
我的票是最后一排。那不是单独的铺位，而是一张横贯车厢宽度的“大通铺”，理论上能躺五个人。我到的时候，最左边靠窗的位置还空着，右边已经躺了两个人：皮肤黝黑、手指关节粗大，穿着洗得发白工装的男人，身旁放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。再往右，是两个女人。三十岁上下，烫着当时流行的波浪卷，妆很浓，眼皮上是亮蓝色眼影，手腕处露出一点青色的纹身图案。其中一个正对着小镜子补口红。
我刚放下包，那个补口红的女人就抬眼瞟了过来。“学生？”她问。我点点头。她努努嘴，对靠边的民工说：“喂，你们两个，往那边挤挤。”又转向我，语气随意得像在安排桌椅：“你睡中间吧。”
两个男人没说话，默默把蛇皮袋往里挪了挪，腾出一点空隙。那女人撇撇嘴，低声对同伴说：“一身汗味儿，熏死人了。”她声音不大，但在密闭车厢里足够清晰。两个民工把脸转向了车壁。我躺到那个指定的“中间”位置，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那两位大姐，看起来是在某个发廊或者夜场工作，自己尚且漂泊，对更底层者的鄙夷却如此直接。相比之下，一直沉默、甚至有些畏缩的农民伯伯，反而让我觉得朴实。
车子摇摇晃晃地开动了。没有手机，没有MP3，连本闲书都没带。时间像车厢里凝滞的空气一样，缓慢得令人窒息。试图和旁边人聊几句，两个大姐的话题离不开“哪家歌舞厅生意好”、“最近管得严”，我接不上话。民工则始终沉默，偶尔眼神交汇，他们也迅速避开，仿佛怕给人添麻烦。最后，所有人都选择了同一个消磨时间的方式——睡觉。
我是被一种细微的动静弄醒的。
意识先于眼睛恢复清醒。车身在颠簸，嘎吱作响。但在这些规律噪音里，有一种不规律的、小心翼翼的摩擦声。我睁开眼，昏暗的光线下，看到令我血液几乎凝固的一幕：睡在我左边的那个年纪稍长的民工，正极其缓慢地，将他的手越过我的身体上方，伸向右边——目标是那个已经睡熟、背对我们的大姐的臀部。他的动作很轻，带着一种试探性的颤抖。而睡在他里侧的那个年轻些的同伴，正睁大眼睛看着，喉结上下滚动，在微弱的光里，我甚至看到他嘴角有一点反光。
那一刻，震惊和恶心先冲了上来，紧接着是强烈的恐慌：万一这位大姐突然醒了，转头看见一只手从我这个方向伸过去，我会怎么样？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什么大学生，什么清白，在这种昏暗混乱、无人作证的环境里，根本说不明白。
就在那只手快要碰到目标时，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猛地抬起胳膊，狠狠一巴掌拍在了那只手腕上！
“啪”的一声，在引擎轰鸣中不算响，但足够突兀。那只手像触电一样缩了回去。年长的民工整个人一抖，瞬间翻过身去，把脸埋向车壁，肩膀僵硬。里侧那个年轻的也赶紧闭上眼，假装熟睡，只是眼皮还在剧烈颤动。我的心跳得像要撞出胸腔，在黑暗中瞪着眼睛，直到确认他们再没有任何动作，才慢慢缓过来。原先那点同情，此刻荡然无存，只剩下后怕和一种被背叛的愤怒。所谓“朴实”，或许只是困顿生活磨出的沉默外壳，在无人注视的黑暗里，里面藏着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
但这，还只是漫长旅程的插曲。
真正的“必修课”，在夜幕降临后开始了。车子不知开到了哪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停在一个灯火通明的小院。司机熄了火，扯着嗓子喊：“吃饭休息一小时！不吃的也在车上等着！”
我们跟着下车。院子里摆着几张油腻腻的桌子，一个简易厨房冒着烟。墙上贴着菜单，价格让人倒吸一口凉气：方便面，十元。素炒青菜，二十元。青椒肉丝，三十元。要知道，那是1997年，学校食堂一份带大排的荤菜也不过一块五。司机和售票员熟门熟路地坐在里桌，老板娘端上了热菜和啤酒，他们有说有笑。
两个民工站在价格表前，看了很久，然后默默走到院子角落，蹲下来，从蛇皮袋里掏出冷馒头，就着自带的水壶啃起来。两个大姐嘀咕着“抢钱啊”，也回到车上，拿出小包里的饼干。我肚子饿得咕咕叫，犹豫到晚上十点，第二波停车“休息”时，终于扛不住，掏出十块钱——那几乎是我一天多的饭钱——买了一桶泡面。开水不够热，面泡得半生不硬，但我吃得一点不剩。那两位农民伯伯和两位大姐，就这样，在一次次停车中，看着别人吃饭，自己硬生生饿了一路。售票员路过他们身边时，眼神里带着一种早已习以为常的漠然，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：就知道你们舍不得。
那个夜晚无比漫长。车厢里各种气味更加浓郁，鼾声、磨牙声、梦呓声此起彼伏。我躺在那个“隔离区”的位置上，不敢真正睡着，左边的民工和右边的女人，都成了需要警惕的符号。身体随着车身颠簸，骨头像要散架。每一次刹车或转弯，通铺上的人都跟着惯性滑动、碰撞。隐私、尊严、体面，在这里都是奢侈品。我们像货物一样被装载，在浑浊的空气里运输，而掌握方向盘的司机和掌管车门的售票员，是这个移动牢笼里临时的王，他们甚至还能从我们的饥渴中，再榨出一点油水。
第二天下午，当大巴摇摇晃晃驶进上海某个灰扑扑的停车场时，我几乎是踉跄着爬下车门的。阳光刺眼，新鲜空气涌入肺叶的瞬间，有种重获新生的恍惚。我没有立刻去找同学，而是拖着发软的双腿，直奔火车站。挤在嘈杂的售票大厅里，买到一张返程硬座票的那一刻，心里那块石头才落了地。那张窄小的、坚硬的座位，比起那个五人大通铺，简直是天堂。
很多年后，当我看到关于全面取消卧铺大巴的新闻时，那段颠簸、闷热、充满荒诞与不安的旅程，立刻清晰地浮现眼前。它不仅仅是一种落后、不适的交通方式的消失，更像是一个模糊时代的缩影。在那个流动开始加速、但规则尚未健全的年代，那样的车厢是一个微型的江湖，浓缩了最直接的生存欲望、最粗糙的阶层碰撞、最不加掩饰的善恶瞬间。它不安全，不舒适，却以一种粗粝的真实，映照出在主流叙事之外，那些沉默的、奔波的、在颠簸中谋生的无数身影。而我，一个偶然闯入其中的学生，在二十多个小时里，目睹了故事书上从不描绘的、关于路途的另一种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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